新的《日本国宪法》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相比较,最大的变化就是天皇理论上可以领导内阁与国会,但是实际上任何行政命令都必须由内阁与议会来负责。裕仁可以用超然的地位来影响内阁,甚至理论上他还能自己兼任内阁首相。但是,裕仁的一切命令都只能由日本内阁的名义来发布。
也就是说,没有裕仁,北一辉天控制的内阁可以放手去干,有了裕仁,北一辉控制的内阁还是能够放手去干。日本的立宪主君制度最终变成了君主立宪制度。
对这样的变化,北一辉自然是热烈欢迎。这是北一辉无法去放手做的事情,他把裕仁送来中国就是求的这个结果。很明显,见识了北一辉背后的中国到底有多强大,裕仁以及旧上层还是屈服了。
裕仁一屈服,北一辉立刻开始推动他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日本军队制度的根本性调整。他彻底打破了士兵无法晋升军官的障碍。最新的日本军队制度全盘模仿了中国,士兵都获得了提干的机会。除了服役年限的调整之外,军校招生中有至少一半的名额是针对士兵出身的考生。如果士兵愿意服役期满之后继续留在军队,就可以转为志愿兵,也就是技术士官。或者尝试报考军校。军队再也不是士兵与军官泾渭分明的局面。
在军队中,志愿兵的地位与待遇同样大幅度提升。军阶被弱化为纯粹的军事职衔,而且实施了强制退役制度。这是为了扫除军队内部的冗官,也算是彻底打破了军队里面出现军阀的可能性。
1940年2月1日,与这个消息一起到北京的,还有克拉运河终于开凿完毕的重大喜讯。中国在克拉地峡的山区实施了大爆破,十几万中国工程部队,十万日本劳工,二十几万人充分利用了工具,也充分发挥了人力,终于开通了这条穿山的运河。
中国海军从此可以由经营许久的柬埔寨为母港,直接进入印度洋作战。原本海军想西进,必须先南下,经过马六甲海峡,再进入印度洋。有了克拉运河之后,作战需要的时间减少了至少两天。
安达曼群岛、尼科巴群岛,这两块飞地中国也不可能交给英国。在这个群岛上完成海军基地之后,中国才能算是某种意义上的两洋国家。
中国方面对十万日本劳工评价很高,日本人劳动的态度非常端正。谈妥了干多少活,给多少钱之后,日本劳工就卯足了劲在那里劳动。一开始中国方面根本没有刁难日本的意思,但是工程这么紧张,大家在劳动保护用品上安排的不那么迅捷。结果等到第一批劳动手套发下去的时候,距离日本劳工第一次领到劳动手套已经过去了半月。半个月的时间,中国工程兵大多数都换了三四双手套了。日本方面把手套用的破破烂烂的不成样子,但是每个日本劳工手上还有手套。
这件事震动了中国工程兵领导部门,工程兵内部发动了一场“向日本劳动者学习”的活动。既要保证劳保用品的发放,也要保证劳保用品的保存。中国这边是你去领,这就有。以前也曾经有过“以旧换新”的计划,可推行起来总是相当的不得力。
可按照日本这样的习惯,以旧换新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可能,而是完全能够办到的事情。别小看一双手套,几十万人每个礼拜多支出一双手套,就是很不小的支出。对于日本方面的表现,中国工程兵可算是真的震惊了。
这种震惊是双方的,日本劳工对中国方面这么强大的工程机械,这么完备的劳动保护也颇为震惊。在日本参与挖掘,可能除了工具之外,一切都得自己承担。定期身体检查,生病后得到药物治疗,发鞋、发衣物、发手套,发防蚊虫叮咬的药物,进行各种热带防护的教育培训。除此之外,还有充足的食物,白米饭,馒头、肉类、蔬菜,管够管饱,饭后还有经常变幻花样的餐后水果。重最要的则是“不菲”的报酬。
令日本方面极为惊讶的是,中国绝对不允许包工头以及黑帮们克扣工人的薪水。发薪水的时候,都是每个人自己领,没有代领这一说。
而且混在劳动队伍里面的日本黑帮,也被人民党给揪出来处理掉了。与日本不同,敢有人勒索劳动者?!这仿佛触了人民党的逆鳞,勒索者们被拽出来拳打脚踢,然后绳捆索绑的接受批斗。日本劳工原本都归日本自己的队伍带领,很快就被打散重组,由中国派遣劳动队长,日本方面也选出来了自己的队长。
劳工们每天只用干活就行,并不用担心收入问题。遇到问题,就向上级汇报,虽然延迟总是有的,可问题总是能够得到解决。从家里面回来的信中,劳工们得知在中国银行进行的汇款,全额到了家里面。这下,劳工们一颗心彻底落回了肚子里面。远比日本优越的劳动条件,以及全额得到了报酬。由于中国人支付的是人民币,在日元贬值的现在,有这些硬通货在手中,比拿日元报酬可是好上很多很多。
在中国干了一年,眼瞅着工程结束,日本劳工们忍不住派代表询问,有没有类似的工程,如果有的话,他们不介意再干一年。
战争总是能够让一个国家进入充分就业状态,哪怕是有八亿人口的中国,完成了南下战略第一步之后,整个国家的完全进入充分就业状态之中。十万经过考验的劳动工人可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团队。
最后双方签署了另外一个协议,两万多认为富贵险中求的日本劳工,为了更高的工资,坐船去了锡兰,在锡兰参与了中国修建港口以及锡兰本地铁路网的工程。另外一部分愿意细水长流的日本劳工,则到了婆罗洲等地,参与当地的土木建设。
这十万人带动了日本国内赴华务工的潮流,在气候湿热的东南一带,出现了大量日本劳动者参与中国工程队的局面。
当然,国内对此也有点意见。认为日本劳工的工资稍微高了一些。当然,他们的劳动表现倒也能够配的上这样的报酬。而中国管理部门就问了一个问题,“中国劳动者有养老保险,日本人有么?”
这一个问题就让质疑者闭嘴了。
自此开启的劳动交流,固然让日本劳动者得到了很多收入。作为鲶鱼理论的证明,做事更加认真细腻的日本劳工也让中国自己经受了不小的冲击。例如日本装修工程队一度几乎垄断了中国北方的装修市场,日本物流业的表现也给中国同行好好的上了几课。在和平竞争期间,日本企业成了中国方面某种意义上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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