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位残疾军人是一位村党支部书记。他自小逃犯流浪,14岁加入工农革命军,打了大大小小数十仗,并且加入了中国人民党。在与日本进行的青岛包围战中,已经是连长的朱书记被日本的炮弹弹片击中,失去了四肢与左眼。
部队对战斗英雄自然不可能置之不理,他从军医院出来之后,被安排到青岛军人疗养院。但是朱书记并不想在那里渡过残生,他选择了回到老家。当时他所在村子十分贫困,没人肯在这里当支部书记,朱书记就自告奋勇出任了书记。
根据他在军队学到的知识,朱书记根据村子的情况,挖渠、平地、修路,而且大力开展果树栽培与桑蚕饲养。只用了几年就让在外逃荒的乡亲们愿意回来种地。而且朱书记有股子倔强尽头,他也不等着国家建设队伍到这里,而是靠着村里面的生产,最终凑钱先完成了电线架设,让村里面通了电。
这些简单的讲述让日本参观团体无比惊讶,他们根本想不出,这样的一个人,靠着这样的一具残破之躯竟然能够完成如此的功绩。
可事实证明了朱书记并没有吹牛,带着日本参观团走了村里面的果树、桑树、农田、水渠。朱书记能够非常清楚的讲述着各种数据,以及为什么要这么修建的道理。甚至还能讲述了修建时没有想到的地方,修建时的不足,以及以后维修发展的设想。
日本高官也是识货的,听了这些讲述,他们知道这位村支书肯定是全程参与了测量、讨论、设计的过程,而且一定是这些工程的总指挥。
而且日本高官们还注意到,朱书记身上还有不少新的伤痕。询问的时候,朱书记淡然的说道:“不久前滑倒了,碰到的?”
前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曾经在战争中被打断了三根肋骨,那时候他大有“轻伤不下火线”的倔强,要求医务官先治疗其他伤员,也算是个性子刚强的人。他忍不住问道:“难道您就不怕疼痛么?”
朱书记淡淡的说道:“疼痛告诉我,我还活着。活着好啊,活着就能工作。”
日本自称是武士之国,在明治维新之后格外重视武士道。听了这样刚毅的话,所有日本前高官们都变了脸色。听了朱书记的介绍,他们知道眼前这个肢体残破的人正是与人民党开始与日本进行激烈战争时代的中国的少壮人群。那时候日本还觉得,不管中国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都只是一个变化。日本还是全面居于上风的。现在他们才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为什么从那时候开始,日本与中国每次战争都是失败。在那个时期,至少人民党已经聚集起了像这位普通的村支书一样的战士。在那个时候,日本在中国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群战士。
参观访问结束之后,哪怕最不服气的日本前高官也都沉默了。特别是裕仁,几天都没有说话。这位重度残疾,必须依靠假腿与拐杖才能行走的男子,身份地位平平无奇。他的功业也绝对谈不上惊天动地,可仅仅他能够靠自己站立在那里,本身就有着震撼人心的东西。
回想起这个人说过的话,也没有特别的豪言壮语。既没有“七生报国”的豪迈,也没有“九段坂见”的悲壮。他只是好好的活着。
据人民党说,中国的每个乡村,现在大部分支书都是退役军人来承担的。而这些军人当中,大部分也都是从士兵干起,逐渐成为军官的。回想起北一辉对退役士兵的特别善待,裕仁大概有些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而这位朱书记有一段话,让裕仁格外感到震动,甚至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群众的疾苦就是我的疾苦,群众的困难也是我的困难。群众出了问题,如果不解决,不同情,不理喻,这实际上也是自己一种耻辱,自己的丑陋,自己的耻辱!”
这样一位要饭出身的男子,一个十四岁加入军队前一个大字不认识的男子,这个在日本属于被社会抛弃的人。居然有着一种心怀天下的感觉,居然认为自己对这个社会有义务。他好像根本不觉得自己的身份是如此的卑微,是属于被人看不起的类型。他的荣辱感与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联系在一起,让这个原本身份卑贱的人竟然看着伟大起来。
如果在日本,这是根本不可能想象,也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个人生前既不可能加入军队,也不可能获得任何被人们承认的体面工作。在他失去四肢与左眼之后,这个人注定是死无葬身之地。
改变这个人命运的是什么?裕仁所有的思考都指向了一个答案。那就是人民党创造的新中国。在这个新中国的社会中,所有的人作为人类本身都得到了尊重。哪怕是一个残疾者,也能通过劳动得到地位与尊重。
“群众的疾苦就是我的疾苦,群众的困难也是我的困难。群众出了问题,如果不解决,不同情,不理喻,这实际上也是自己一种耻辱,自己的丑陋,自己的耻辱!”回想起这句话,裕仁越来越觉得厌恶。这样的一个人在日本是不会被上层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人存在的本身,就是对日本上层的嘲讽,是对裕仁本身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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