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公，您急招我来有何事？”
左宗棠急匆匆地走进朱济世的营帐，微微有点喘气。他这几日忙得要死，先是当了几天代理九龙镇镇长，同一票中外商人往还商量，以期维持九龙的市面，可不能让这个新兴的贸易中心就这么垮下去。将来的大明可有花钱如流水的时候，多一条财路都是好的。还好刘鹏这个后勤大总管精通商务，又和十三行的许多管事相熟，九龙口岸的事务很快便由他接过了。不过左宗棠也清闲不了，紧接着就当了宝安县代理县长，忙着绥靖地方。
朱济世现在要草创一国，各种规矩制度都是怎么高效怎么来，并不是盲目恢复前明那一套。比如地方政权就是简简单单的省—府—县—镇（乡）四级，没有大明朝的卫所制度，而且是军政分离，司法独立。
一省之长就称巡抚，但是只管民政不涉军务也不管司法诉讼，一府之首称知府，一县之长就称知县，一镇之长就是简单明了的镇长了——当然朱济世现在的地盘还小，没有任命巡抚、知府的条件。不过县城已经打下了两个。和历史上的太平天国不同，朱济世奉行的是占一地守一地的原则，这也是老朱家的传统。
而且朱济世还要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宁愿少占地盘，发展的慢一些，也要把打下的地盘消化好了。绝不允许在自家地盘上有效忠满清的团练存在！而要禁绝忠满清的团练，自然就要控制好地方士绅。而控制地方士绅的法子就是两个，一是土地；二是功名。
相对太平天国所实行的体制，朱济世搞得“中学为本、西学为用”显然是比较能让广东地区的开明士绅所接受的。而广东素来是天地会最为活跃的省份，“反清复明”的思想是有一定市场的。广东的绅民又长期同洋人接触，比较了解世界，对有些西化的明军也还能接受。而且满清自鸦片战争结束后，便对广东地方课以重税，使民众苦不堪言，效忠满清的市场并不大。最近绿营117位汉官集体投明的消息也时广东沿海地方人心浮动，这些都是有利于朱济世建立巩固地方政权的。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济世军的强大武力根本不是广东这里的地方团练可以抵抗的！所以在东莞、宝安两县建立地方政权的工作大体上还算顺利。
见到左宗棠进来，朱济世忙问道：“宝安县的地方，绥靖得怎么样了？”
“大体还算顺利，不过愚忠之辈总归是有的，梧桐山、大鹏城、南澳镇等地都有人反对大明，其余地方的士绅跑了大约三成，闭门抗拒的也有三成，剩下的都归附大明了。”
听到顶多只有四成士绅附明，朱济世还是不免有些失望。这满清到底有什么好的？为什么汉族士大夫回有那么人甘心为奴为仆呢？
“也不错了，比想象中要好。”左宗棠将一份手写的名单递给朱济世，笑道，“收了一百十三个秀才的效忠信，另有三百多家田主遣子随军。宝安县地方上的天地会、小刀会的堂口大佬全部归附，有四十一个堂口大佬才德尚可，都算是有功之臣给了些微末官职将来再分配些土地培养他们成为乡绅吧。另外，天地会、小刀会弟子从军者有一千五百一十三人，皆是精壮之士。”
“地方上的治安还行吧？”
左宗棠笑道：“治安良好，大军北伐之前大明山已经给各地的天地会、小刀会堂口打了招呼，令其约束子弟，必要时接管地方。”
此时的江湖帮会和后世的黑社会并不完全一样，他们并不是单纯的犯罪分子，而是一种民间秩序。这种江湖秩序得以存在的基础，其实是法制的极不健全朝廷统治力度不够所致。
如西婆罗洲的华人，根本没有正式的政府和法律，就靠着江湖上的规则在维持地方执行和社会运转。
而在中国国内，江湖大佬们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同士绅和朝廷对立，不过这种对立并不是绝对的。江湖大佬反士绅反朝廷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要成为士绅成为朝廷大员。
事实上，由江湖大佬而成朝廷命官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现在投靠到朱济世旗下的苏玉娘、罗亚旺（罗大纲）、张嘉祥（张国梁）、冯子材，历史上都是由江湖而入朝堂，只是效忠的对象有所不同而已。
至于让江湖大佬替代士绅去掌控乡间，更是极为顺畅之事。因为不少江湖大佬在身家丰厚之后，也会捐个官买些田地，由江湖而入士绅的。江湖人物和士绅是完全可以相互转换的。而且士绅对乡民的压迫盘剥也是极重的，换成江湖大佬也不过如此——这个时代中国的贫农根本就在饿死的边缘挣扎，要不然朱济世在广东的事业也不会如此顺利。
而让农民困苦如此的，除了满清政权的贪婪和低效率，大概就是遍布中国的士绅阶级了！
“豁免永历201年度田赋、杂派的告示贴出去了吗？”
朱济世既然要反清复明当然不能再用满清的道光年号，他继承的是南明永历皇帝的法统，所以便恢复永历年号，今年正式永历201年。
“已经贴出去了。”左宗棠微微点头道，“免征一年田赋、杂派，当可为我朝争取到不少民心，不过真的要让小民得长远之利，还须加快建立咱们的地方吏治。满清治四万万之民人，一年才得四千余万之税，却使天下为之疲敝，问题并不是税重，而是吏治败坏。地方官吏勾结劣绅，在正项之外加派无算，让升斗之民疲于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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