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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籍把司马光带到西北，并非有什么特殊癖好，而是真心实意要栽培他，倚重他。所以一到并州，庞籍就让他独挡一面，去麟州指挥军务。
在这个年代人看来，自己只要把儒家经典读通了，就可以样样大拿，无所不能了。司马光七岁就能讲《左传》，到现在三十几岁，肚子里的经书比谁都多，就此他也认为自己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只是一直没机会施展。
西北的辽阔天地，正是好男儿建功立业之所。司马光终于可以一显身手，自然摩拳擦掌，誓要在麟州大干一场，像诸位相公那样建功立业，早日宣麻拜相！
一到了麟州，他就迫不及待的去前线巡视。当时宋夏两国以屈野河为界，河东是宋朝的、河西是西夏的。但到了前线后，司马光发现，至河西白草平，数十里无寇迹，也就是西夏兵都不见了。
这时，光光那颗充满知识的大脑袋，马上浮现出相应的信息——屈野河西，曾是大宋的耕地，盛产粮豆，后来宋军无能，这一片就被西夏夺去，成了党项人的牧地，肥田沃野，牛羊成群，端的是一处宝地。
那一天，光光盯着屈野河西看了很久，心中飞快的盘算起来……如果能夺回这片领土，便是为大宋立下一件奇功。以儒者之身而立下不世军功，世上还有比这更快意的事么？
回来后，司马光便写信向庞籍建议，趁敌人离去，在屈野河以西地带设立两座城堡，以据其地。然后募民垦屯，缓解河东粮贵而依赖汴京供给的困局。这个建议很是诱人，但这跟庞籍以稳为主的大方略不符，所以老相公十分犹豫。
麟州这边，等不到上级的回复，决定发起一次大胆的试探，给上级增加决策的信心……司马光便和知麟州武戡、监军宦官黄道元、钤辖郭恩几个一合计，决定派军队以巡边的名义偷偷过河，前往屈野河西侦察敌情。如果没问题，便准备建立前出阵地，等待后续大军跟上。
结果黄道元和郭恩轻敌冒进，在西岸断道坞遭到西夏军队包围，全军覆没。黄道元被生擒，郭恩不肯投降而自杀。此役宋军一千四百人马，一个都没逃回境内，一半被杀，一半被俘。投降的人中，有个叫李清的小军官，后来成了宋夏两国间极重要的人物，当然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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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大的惨败，是宋夏两国停战以来的首次。而麟州守军没有军令，乱纪妄动，丧师辱国，朝野震怒，自然要一查到底。御史张伯玉受命前往调查，一到并州，就立即解除了庞籍兵权，要求他交出所有军事档案。
庞籍知道自已肯定完了，心里自然怨极了光光。但他知道，司马光虽然打仗不灵光，但才华在别处，将来一定能成气候，何必要把他也牵累进去？还不如给子孙留一段善缘呢。
于是就把司马光的来信和报告都烧了，自己承担了所有责任。
张伯玉这种鸟御史，玩不过庞籍这种老军头，最后只好给他定下两条罪名，指挥不当，隐匿档案。然后向朝廷建议，庞籍已老，应该退居二线了。结果庞籍被贬知青州，至此再无起色，不久便病死了。
而麟州知府武戡也被发配江州。
只有司马光不但没事，还被调回京城做太常博士。但光光不领情，强烈的羞耻感，让他接连上书，严正要求朝廷‘独治臣罪，以正典刑。’但人家都不信他的话，以为他是在作秀，甚至有人说他，是‘借机以沽名钓誉’，‘故作姿态，博取美名’。
司马光与王安石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君子有度’。见自己三番上疏请罪，都没人搭理，便不再多话，准备厚着脸皮回京城上班……他对庞籍自然心怀歉疚，给他写了几封信，表示自己的歉意，但庞籍至死没回过他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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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道坞之战，不仅使屈野河边多了上千具枯骨，让一位出将入相的名臣晚节不保，毁了一颗希望之星的军功梦，更使两国间的边贸戛然而断。这是宋朝对西夏一贯的惩罚手段……因为两国对贸易的依赖是严重不对等的，大宋物宝天华，除了马啥都不缺。断了互市，无非就是吃点粗盐，改骑驴子呗。但西夏人没了茶叶、布匹、铁锅，连饭都吃不成。
而且这一次，执行的力度特别狠，不仅关闭了所有的榷场，还禁绝了私市，凡是西夏人驱赶马、牛到边境地区交换粮食和其它物品者，被宋朝士兵抓住后，一律斩首示众。在如此严惩之下，除了铤而走险的走私，两国连一毛钱的贸易往来都没有了。
像侯义这样的大边商，是不能沾走私的，甚至朝廷一下‘绝市令’，他就得马上把所有对西夏的贸易停下来，不然肯定要被当成顶风作案的典型处理了。
所以这阵子把他愁得呦，头发都白了一大片。通过耳闻眼见，他对陈恪的商业头脑早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今天来参加酒会，就是想见他一面，看看这神仙能不能指条明路出来。
两人简单分析了下形势，陈恪道：“我看眼下几年，西北的买卖是做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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