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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开埠时间不长，但上海已经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都市，集金融、贸易、工业、新闻、出版诸多中心于一体，一举一动举世瞩目，如果能在这里成功起义，对全国各地会有十分强烈的示范作用。
而且这里的守旧势力最为薄弱，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的程度最好，且有着最大规模的市民阶层，这都是起义获得成功的有利条件。因此从年初开始，琼林党人和泰州党人的首脑便云集上海，以上海若干个以各种名义创办的团体为掩护，暗中奔走筹划。
比如‘沪上文社’、‘修业堂’、‘正己社’等几十家文会、讲坛，便是琼林党人的据点，而泰州党人则以‘水手之家’、‘退役军人联谊会’、‘纺织工会’等十几家社会团体为据点。
因为这里是琼林党人的传统势力范围，故而泰州党人也承认文峰先生孙鑨为起义领袖，基本上能听从调遣，与琼林党人配合完成前期准备。
毫不意外，泰州党人负责的是基层民众的动员工作，以及对官府军队的渗透。琼林派则用全部精力，放在对上海绅商的公关上。
与主要靠彪悍的民风、宗族的团结，以蛮力撕开大明柔软腹地的长沙起义不同，上海起义的难度更高。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上海这座城市虽是新兴，但太复杂了，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很难用一个口号，或者一个目标，就将所有人都鼓动起来……最大的可能是，感觉自己鼓动到位了，大家也都热血沸腾了，可等集合的时候一看，只有小猫两三只，你被集体放鸽子了。
这是因为上海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精英，这就是以‘十八行会’为首的绅商集团。在上海的政治版图中，有句口号叫‘得绅商者得天下’，是说绅商的政治取向决定胜负，决定上海的命运。
‘绅商’这个词，翻遍史书也找不到，它是近年来才由东南创新出来的。绅指士绅，商指商人，在本指两类人，士农工商，一头一尾，商尤其为士所贱视。然而在最近几十年，这两个冤家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亲家，被并提混称为‘绅商’，屡屡见诸报端，市民也不以为异，就连最守旧的卫道士，也只是摇头叹息，发几句‘世风日下’的牢骚，就任它去了。
这是因为在东南，社会观念翻天覆地，读书人弃学经商，已经是很普遍的事了，而且基本掌握了各行各业的话语权。比如上海主流的是十八个行业……如丝织业、棉纺业、珠玉业、外贸业、粮食业、书报业、药材业等商会的会首，基本上都是亦儒亦商的绅商。
当然，所谓‘十八行会’也是最近几年才翻身做主的，在之前很多年里，上海滩的主人是金融资本，根本没有产业资本说话的份儿。从这个角度讲，他们要感谢万历皇帝，如果没有那场毁灭性的金融风暴，九大家怎会销声匿迹，他们依然是端茶送水、伏地做小的命。
经济上的彻骨寒冬，也客观上需要各行各业抱团取暖。在这场金融危机之中，绅商们自然深受其害，但他们有工厂、有工人、有货物，这些都是资本，只是暂时无法产生效益了而已。
更重要的是，压在他们头上的债务和股东权益也形同冻结了，这让他们避免了被到期债务压垮，且暂时摆脱金融资本的控制……种种原因导致商会的实力空前膨胀，这些人才有出来执牛耳的机会。
但绅商们有恒产、怕破坏，所以既迫切希望能消灭矿监税使、度过经济危机，又不希望发生大规模暴乱，更不希望会被归为逆党。要想说服这些自相矛盾、犹犹豫豫的家伙，绝对不是件容易事。
直到长沙首义前夕，十岳公王寅，以‘磋商对策、共度时艰’的理由，召集了十八行会的会首聚会。会议是在崇明岛召开，内容绝对保密，人们只能看到，十八会首回来后，态度发生了鲜明的变化。
他们虽然不敢单刀直入的呼吁抗税，呼吁起事，却采取比较策略的办法，鼓动上海市民反对矿监税使的情绪。他们在名下的报纸上，大胆揭露各地矿监税使的贪污、暴虐、重重惨绝人寰的行径；报道大明各地，尤其是东南等地的严重饥荒，指出许多城市已经树皮草根剥掘殆尽，甚至发生易子相食的惨状。究其原因，不是由于天灾，而且由于人祸！
这些以商为业，正在经历金融危机切肤之痛的读书人，一旦下定决心，其政治观点比那些纯粹的士大夫更激进，他们不断的发表文章，呼吁保护私有财产，并建议仿效吕宋开设听取民意之咨议会，建立理性之政体。对于时下由太监主导的横征暴敛，他们虽然深恶痛绝，却也没有一味的否定商税，而是呼吁朝廷在遵循契约的基础上设立《税法》，厘定税率，合理合法的收税……在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之下，这已经是极大的退让了。
然而这些含有着退让求和意味的理性探讨，依然会引起东厂的迫害和镇压。五月里，东厂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查封行动，将所有宣传‘反动言论’的报社查封，逮捕总编和编辑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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