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金融危机的祸根，是早在1985年广场协议的时候就种下的。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赤字居高不下，外贸逆差不断增长，来自于德国、日本的廉价商品极大地冲击着美国自己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采取美元贬值的政策，以便增强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改变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状况。
1985年9月22日，来自于美、日、西德、法、英等五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齐聚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了五国政府联合干涉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贬值的协议，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产生的影响最为显著。在广场协议之前，美元对日元的汇率是1比250，在协议签订之后的三个月内，就下降到了1比200，此后更是一直跌到了1美元兑换120日元的低点。
日元的持续升值，导致国际游资大量流入日本，使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产生了井喷效应。据后世的统计，从1985年至1990年，日本股份平均每年上涨30%，地价每年上涨15%。与此同时，日本的外贸条件开始恶化，日元的币值高企，导致出口商品价格不断上升，失去了竞争力。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日本企业纷纷在海外建立子公司，把本土的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第三世界国家。日本本土的制造业逐渐形成空洞，大量的过剩资金被运用于股票、房地产等虚拟市场，经济的泡沫越搅越大。
1989年，日本政府为了避免经济泡沫继续蔓延，出台了一系列紧缩政策。1990年初，紧缩政策开始显示出影响，股市和地价出现了急速和持续的下滑。银行发行的大部分房地产贷款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不良资产。据推算，到1992年时，银行的不良资产总额达到了20万亿日元的规模，整个经济陷入困顿之中。
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使许多投机商都输得倾家荡产，尼宏重工非常不幸地也成为遭到金融危机严重打击的对象之一。
尼宏重工以生产制造化工设备起家，短短几十年时间，就成为日本国内化工设备领域的重点企业之一，股票市值达到近50亿美元。可就是这样一家颇具实力的企业，在近年来却迷上了虚拟经济，董事长石川明醉心于股票和房地产，把公司的流动资金大量地投向这两个领域，导致企业的技术投入不足，市场竞争力逐年下降。
按理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尼宏重工虽然在技术上缺乏进取，但其多年沉淀下来的品牌和制造能力还是非常强悍的，这足以使其在国际化工设备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一时还不至于崩溃。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林振华和他的汉华重工出现了。汉华重工的存在，似乎专门是为了与尼宏重工作对的。从最早那次汉华机械厂与尼宏重工在冰机主轴上的较量之后，汉华就不断地在蚕食尼宏的传统市场。一开始，汉华搞的是进口替代，抢了尼宏重工在中国国内的项目。随后，林振华又跑到泰国去抢了尼宏已经装进碗里的肥肉。
再接下来，汉华的吃相就越来越难看了。尼宏重工为了保持对汉华的技术优势，投入资金开发了40万吨大化肥技术，谁料想汉华居然也同时拿出了这样的技术。两家的技术差距不大，生产能力也不相伯仲，但汉华的人力资源成本明显低于尼宏重工，这使得汉华相比尼宏重工拥有了无法抵挡的价格优势。
左治义雄带领的尼宏重工营销团队在世界各地疲于奔命，试图维护住尼宏重工的市场。但褚红阳、舒曼等人如影随形，几乎总是与左治义雄同时出现在各家客户的门前，而且只要一出手，必然让左治义雄铩羽而归。汉华重工与尼宏争夺40万吨大化肥设备的订单，也争夺包括制药、高分子化工、精细化工等方面的订单。
最让左治义雄感到崩溃的是，这两年来，汉华重工不但自己出手抢业务，而且还联合起了中国国内的几十家化工设备企业一起抢尼宏的市场。40万吨大化肥这样的核心技术，汉华居然说转让就转让，直接就送给了中国国内的几家石化设备企业。本来左治义雄还寄希望于汉华重工吃不下这么多订单，能够剩下一点残渣给他。现在这样一来，整个市场让中国人吃得连汤都不剩了，哪还有尼宏重工生存的空间。
传统业务被扼杀的同时，金融危机来临了。石川明投入到股市和房市里的十几亿美元完全被套住，连一点翻盘的机会都没有。公司的业务完全停滞了，大批工人面临着被裁员的命运。股东们纷纷抛售手里的股票，尼宏重工的股票市值一日几跌，从近50亿美元跌到区区几亿美元的窘境。
就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一位名叫何飞的中国人出现在尼宏重工的董事长办公室里。他告诉石川明，自己是汉华重工派来的谈判代表，谈判的内容非常简单，那就是要收购已经濒临破产的尼宏重工。
“说说你们的条件吧。”石川明在沉默许久之后，这样对何飞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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