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才背着包，提着包，手里还拖着一个行李箱，艰难的挪到了公交站，看见一辆公交车停下，赶紧开口问道：“师傅，是去大有庄的车吗？”
中科大移到合@肥很久了，王良才的口音里不自觉的戴上了徽音。
公交车上的售票员听到这个音调，心里就不开心，扫了王良才一眼，声音尖利的道：“上不上车？别挡着道，后面还有人呢。”
“不是，我想问下，这车到大有庄吗？”
“车去哪里，你不知道吗？”
“地方不熟悉，怕坐错了。”王良才侧了个身子，让后面的人能上去，再继续问。他过来之前，朋友都是给写了路线的，可到具体的线路，就不甚清楚了。
王良才在京城也有认识的朋友，奈何他的行程需要保密，也不好麻烦到别人。
发函的单位没有小车接送的服务，王有才又打不起出租车，售票员的态度再恶劣，他也得受着。
他是生物学大牛没错，但他是没钱的生物学大牛，几年前就因为在菜市场抹不下脸讲价，而被老婆淘汰出了采购者的行列。
他这个年纪的学者大抵如此。
年纪再大个十岁二十岁的，基本脱离了一线科研，反而可以敞开了弄钱，年纪再小个十岁二十岁的话，牛也牛不起来，更没有资格谈钱。
正是王有才这个年纪的学者，如果跟不上节奏放弃了学术的还好，跟得上节奏的，反而不愿意花心思弄钱。
所有的精气神都用在科研上还嫌不够，谁有精力用在其他方面。
甚至，有时候为了维持实验室的运作，王良才们还要贴钱给手底下的学生们。
这是80年代乃至于90年代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许多中国家庭都供养不起一名脱产大学生，更不要说是研究生了。虽然国家补贴了学费乃至于生活费，等于所有大学生都拿着全额奖学金在上学，但是，考虑到大部分家庭都有多个兄弟姐妹，父母的身体也不能“永远健康”，学生们偶尔确实是需要一些补贴的。
不是每名学生都需要，但对教师们来说，每年都要贴钱几乎是一定的。
钱钱钱，中国学者最不愿意谈的东西，偏偏到了用的时候，最扫人的脸面。
王良才要是耽搁了报道，就得自己去找住处了，一晚上一两块钱的房间，兜里还是有的，但那得是老婆扣扣索索节省半个月的钱，他没那么心狠，只能低眉顺眼的道：“今天已经倒错了一次车了，我要去大有庄的东面，这个车到吗？”
“到到到，赶紧上车吧您。瞎耽误功夫，这里是京城，谁没有点事儿做啊。”售票员的话，引来几个闲汉低低的笑声。坐车上班的人反而有些笑不出来。
王良才低下头，使劲提着行李箱上车。
行李箱是出国考察的时候，外事部门给送的，虽然用了好几年，依旧皮面如新，王良才舍不得磕着边角，就不得不用更大的力气。
后面的人帮忙抽了一把，才将瘦弱的王良才给送上车。
“谢谢。”王良才回头说了一句，心里轻轻的松了口气，犹豫了一下，再次要求道：“那个，到大有庄，能不能喊一声。”
售票员给了他一个卫生眼，没吭声。
王良才只好靠在窗口，使劲的盯着外面，注意站牌。
长久的工作让他的近视加重了，即使用手压住眼镜，也看不清楚几米外的站牌上的小字。
王良才深深的叹了口气，他有点惆怅，又有点失落，更多的，似乎是对命运的臣服吧。
自己看不见，别人不肯帮忙，接着呢？
继续求人吗？
坐在喧闹的公交车上，王良才不禁有些失落。
人类是一种渺小的生物，事实上，任何一种生物，都是渺小的，学生物的人，对此大约是有相同的认知的，有不同想法的人，在拧断第666只小白鼠的脖颈的时候，也会产生类似的想法。
王良才的前半生，始终都在抗争命运。
然而，大哥在抗争命运的过程中，离开了，之后屈服于命运的是父亲，他是个骄傲的人，最骄傲的时候，大约是给儿子戴红花的时刻，而最悲凉的时刻，大约是看不懂阵亡通知书上的每一个字的时候。
王良才的青年时代，也曾高歌猛进过。
他读了省里最好的中学，然后读了中国最好的大学，一度成为全县有名的神童，后来，他在生物学研究的路线上，也走的颇为顺畅，尤其是水生动物的遗传学方面，王良才是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的。
中国的人口如此之多，想要像美国人一样养牛，根本不现实。牛的饲肉比注定了无法提供最多的蛋白质。
反而是淡水鱼系列，能够缓解中国的蛋白质缺口。
中国生物学家，为此付出了超卓的智力和努力。
1963年，童第周就完成了对鲤鱼的克隆。
是的，早在多莉诞生前30年的时间，中国生物学家就已经开始了克隆的尝试，只在戈登提出该观点两三年以后，可以说是真的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童第周先生为此付出了什么呢？十年的还款生涯大约是其中之一吧。
而欠款的原因，是为了买下一具显微镜。
想到显微镜，王良才又抬了抬眼镜，可惜还是看不清楚。
“同志，你要去大有庄吗？”身后，有穿着干部服的男人问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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