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凝聚着中国人内心深处对团圆平安和未来美好的祈愿，凝聚着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1979年这个春节对于贺云来说还处在物资短缺、凭票供应的时代。这时候，过年对孩子们来说绝对是朝思暮想的诱惑，平日里粗茶淡饭难见荤腥，除夕夜的富强粉肉饺子就显得分外香。那种穿新衣、吃大鱼大肉的快感体验，是今天的年轻人无论如何都体会不到的。为了孩子们盼望了一年的那顿年夜饭，春节前的那段日子，家庭主妇们的主题就是排队“抢购”肉、蛋等凭票供应的副食品，有时还要全家出动彻夜排队，有点类似今天经济适用房的排号。
虽然物资短缺，但人们在困顿中却对年夜饭有着超乎寻常的重视，这就让那些处于“无米之炊”窘境的家庭主妇们为难了，有时她们要倾全年之力来准备这个隆重的仪式。
1979年，北京春节每人供应富强粉三斤、小杂豆一斤、江米一斤、花生油四两、香油一两、花生半斤、瓜子三两、麻酱一两、鱼两斤。
贺云的大舅一家1979年年夜饭菜单也许是当时不少城市家庭的缩影：主菜包括油豆腐烧肉、笋烧肉、白斩鸡、红烧包头鱼等，零食包括瓜子、花生、水果糖等。为了今年这一家五口的年夜饭，贺云的大舅和舅妈几乎花尽了两人几个月的积蓄。
大年三十的早晨，贺云的姥姥苏奶奶就用一口袋装着10双新鞋送到全家人手里，贺云两双，素琴两双，苏萌两双，贺云的大舅，舅妈也都两双，每人都有。全家6口人每人两双共24只鞋，那可是千针万线缝起来的，贺云和素琴很是珍惜他姥姥这份新年礼物。
1979年1月27日除夕夜，当时名称还叫北京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播出春节文艺晚会，当时全国的电视机拥有量才100多万台，还是黑白的，人们只有在机关单位或者少数干部家庭才能集体观看。当年美国家庭电视普及率为70%，而《人民日报》那个时候才第一次出现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中国人对这种坐在家里看电影的生活方式还缺乏应有的想象。但仅仅五六年之后，电视机就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更让人开心的是，在这一年的春节前，一心革命十几年都没涨工资的职工要加钱了，而且人人有份，这无疑成为十几年来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也让年夜饭的餐桌能够丰盛一点儿了。煤炭部春节前通知各地煤矿放假过春节，此前的春节，很多人基本上是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名曰“革命化春节”。
1979年的春节，北京百货大楼第二次在门前广场设立年货摊点，贺云当天和大舅一家，还有三姨一家都去凑了热闹，玩了一天，白天彩旗招展，夜晚灯火辉煌，楼内各层商场也是张灯结彩，一楼大厅还破天荒悬挂起了巨幅春联，出售的服装包括传统旗袍和各色童装等。这是百货大楼第二次开展节日营销活动。第一次在1978年春节。
自从1978年以后，过年的滋味开始丰富多彩起来！
今年春节，人们感觉餐桌上的年夜饭丰盛多了。三姨一家和大舅一家都感觉今年的BJ市场上时鲜多了、特产多了，大核桃巧克力、话梅糖等老产品恢复生产，蛋香饼干、香酥饼干、特制蛋糕、巧克力棍糖等11种新产品安排生产供应。最令贺云这群年轻人高兴的是五颜六色的灯笼，以及娓娓动听的“空竹”、各种各样的鞭炮、脸谱等。而贺云他们经过北京一些大学。看到很多学生都没有回家过年，而他们春节都是在学校度过的，贺云的大舅说因为他们都是刚考上大学的，他们在争分夺秒地把十年损失找回来。年三十儿晚上，贺云的大舅一家在小酒馆后院一起看中央电视台的《迎新春文艺晚会》，只是三姨家电视机太小，黑白9英寸，贺云唯一记住今年春节晚会歌曲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贺云还记的除夕当天，院里知青们都在讨论，交谊舞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贺云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听说的，贺云还是听韩春明说的。在此以后，跳舞热从中南海的红墙内蔓延出来，民间舞会潜行了一年多，全国各大城市均出现在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男女青年自发聚集跳交际舞的现象，围观群众多时竟达万人。
贺云在看电视时候，还在电视上看到了第一条电视广告，那是上海电视台春节期间播出了长约90秒的“参杞补酒”广告片。
第二天香港《大公报》一名记者在当时的报道中这样评论：“广告的出现犹如一声长笛，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巨轮开始启航。”
而与此同时，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不过当时的中国人对这种4毛钱一瓶、类似中药汤的饮料不感兴趣，年轻人对喇叭裤、蛤蟆镜以及《追捕》、《大西洋底下来的人》这样的进口片似乎更入迷。当然，更让他们着迷的是邓丽君那样的“靡靡之音”，从前，他们只有在革命电影中表现国民党堕落生活、开舞会时，才会听到飘出来的那么断断续续的几句。当时，谁要是能有一台砖头式的RB松下录音机和几盘邓丽君的磁带，那绝对是身份和时尚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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