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些措施，唐末五代的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在宋初就逐渐消失了。
在官僚制度方面，侧重削弱宰相权力。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此外，宋初还在设官分职、科举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有利于加强皇权的政策。
赵匡胤的“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虽然成功地削弱了地方权力，大大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使宋朝国祚延长。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造成了两宋的积贫积弱，使财政拮据、外患深重。终两宋之世，这种局面一直没有大改变。
第二十四黄袍加身赵匡胤（2）
宋朝建国，所统治的地方只有黄河、淮河流域一带，宋朝北面有北汉和契丹，西面有后蜀，南面有南唐、吴越、荆南、湖南、南汉各国，每一个国家都有独立的势力，而且他们也都在窥视宋朝的态度。在此虎视眈眈的情况下，使宋朝不能高枕无忧，必须把这些小国或外族，消灭或制服，才能完成天下的统一，奠立宋朝国基。
在一个大纷飞的夜晚，赵匡胤与宰相赵普进行了一场意义重大的对话。
赵普问道：“夜深天冷的，陛下为什么还出来？”
赵匡胤回：“我睡不着呵！一榻之外，都是别人家的天下，所以特地来见见你。”
赵普：“陛下是否觉得自己的天下过于狭小？南征北伐，一统天下，现在是极好的时机，不知陛下在进军方向问题上是怎样考虑的。”
故意说：“我想先攻打北汉国都太原。”
赵普默良久之后，说：“这我就不明白了。”
赵匡胤问：“为什么？”
赵普分析道：北汉有契丹为后援，攻之有害无利，即使灭亡了北汉，又要独自承担契丹的强大压力，倒不如先保存北汉，以为阻隔契丹的屏蔽，集中力量翦灭南方各国，然后再专力北方。
和赵普的话，使赵匡胤最后确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这件事，就是历史上着名的“雪夜定策”。
宋太祖登基不久，湖南的周行逢病死，其子周保权是个十一岁的小娃娃，继位之后，其属下“衡州刺史”张文表反叛，也想割据一方。由此，宋朝打着“救援”的旗号，要借道荆南（南平）。师行一半，张文表已经被杀，宋军仍强行前驱，派出一股奇军直驱江陵，南平嗣主高继冲知道大势已去，只得举族“入朝”，献出高家割据数十年的三州十七县。不久，宋军一路横进，攻克潭州（今湖南长沙），进围朗州（今湖南常德），最终把先前向宋朝求救的周保权也生俘，尽取湖南十四州土地。至此，荆湖之地全入宋土，成为宋朝一个大粮仓，从物质上保障了宋军下一步军事目标。
乾德二年（964年）十一月初二，赵匡胤发兵5万（一说6万），分两路攻蜀：令王全斌、崔彦进为西川行管凤州路正、副都部署，王仁赡为都监，率北路步骑3万出风州（今陕西凤县东北），沿嘉陵江南下；令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曹彬为都监，率东路步骑2万出归州（今湖北秭归），溯江而上。两路分进合击，直指成都。赵匡胤利用蜀降将赵彦韬提供的情报，针对巴蜀有嘉陵江、长江直贯南北、东西的地形特点和蜀军防务上兵力不足的弱点，采取东、北两路沿长江、嘉陵江分进合击的部署。刘光义在夔州，针对蜀军锁江设防，水强陆弱的情况，适时舍舟登岸，先夺取两岸，然后水陆配合，一举突破蜀军利用浮梁所组织的防御要点，接着沿长江长驱直入。北路主将王全斌善于迂回、夹击，避坚击瑕，迅速地攻占利州。又用奇兵出至敌后，因而能较快地突破剑阁险隘，在东路军的配合下直逼成都。乾德三年正月初七，孟昶见大势已去，举城降，后蜀亡。
开宝二年九月，宋太祖派李继勋率兵攻北汉，因契丹军来援，无功而返。十月太祖亲征北汉。宋军筑长连城围攻太原，北汉大将刘继业（即杨业，杨老令公）出城犯宋东西砦，败还，辽军分两路援救北汉，一路自石岭关入，为宋军败于阳曲。后来，太原城水灾，城中惊恐，大臣郭无欲谋降宋，被杀，契丹再派兵驰援北汉，太原得以保住。宋军则因屯兵太原城下，久攻不克，损兵折将，又因暑雨，士卒多病，遂班师。北汉尽得未所弃军储，共计粟三万石，茶、绢各数万，总计太祖共在开宝元年、二年，及九年三次攻打北汉，均因辽军来援，顿兵太原城，久攻不克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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