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偏就这个人，得罪魏忠贤是因为魏忠贤仰慕才干，给他连升了两次官；为官被举了四次卓异，朝廷让举荐官员，二十个人有三个举荐的都是他。
蝗灾、积案，处理得手到擒来；山海关军需、天津卫船只，一点不是问题；陕西的邮政，办得很好，到山西去，他甚至还拖着病体跟流寇打了仨月。
到哪儿做官，就到哪立功，但凡收收脾气，没准早入阁了。
这样一个人，现在怎么样了呢？
死了。
前年死的，在宣府怀隆兵备道任上被活活累死的。
因为连年战争之下，朝廷机器已经运转不灵，地方官员如果不是那么有才能、不是那么有气节，在任时怀有一点糊弄事的心态，只干自己能干的、只管自己能管的，对其他工作佛系一点。
如果不遇上后金入寇、流贼大掠、农民起义这种大事，干满一任并不难。
遇上了算点背嘛。
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力挽狂澜的心思，即使有这样的心思，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与才干。
可要是较真起来，做个好官，那积压的问题就算把人累死，也干不完。
洪承畴如今面临的也是这种情况，宁夏和固原，已经空虚到没边儿了。
固原这个军镇的空虚不必多说，那是陕西大起义梦开始的地方。
其后八年里更是命途多舛，刘承宗把那抢空了，出身固原的军兵将校是元帅府的中坚力量，杨麒和李鸿嗣等官军将领又一股股地从那抽调兵力平叛。
如今整个固原镇就谈不上设防，否则一山之隔的静宁州也不至于直接倒向元帅府。
相较而言宁夏镇的情况要好上许多，早前一直能自给自足，兵力、甲械、城防工事，可谓三边翘楚。
直到去年，凉州的坚壁清野向中卫迁徙了六万多口人，紧张的安置工作做下来，让宁夏显得捉襟见肘，随后一场蝗灾毁了一茬粮食，情况就不一样了。
兵饷兵粮补给不上，战马倒毙、器械丢失的比例越来越高，下营阅操请假的军兵越来越多，不止一次有武官给洪承畴反映，再不发粮饷军队就没法带了，那些世代从军的职业武士都在营地里挂个名号，跑出去自谋出路了。
这其中最可怕的，是自万历朝宁夏之役结束后再没有哗变过的宁夏镇，出现了闹饷哗变的苗头。
好在宁夏镇的武官对军队掌控力很强，上下齐心，把士兵的愤怒妥善引导到了边墙之外，在后金军自宣大撤退，宣大边军追击与元帅府漠南军产生摩擦的同时，宁夏镇的军队也配合出边，袭击了盘踞在鄂尔多斯的漠北蒙古军。
责任倒也不全在宁夏边军，盘踞在鄂尔多斯的漠北军队也有挑起纷争的想法，属于双向奔赴。
发生在去年的后金寇边战役里，参战的五方势力谁都没漂漂亮亮地达成所愿，换句话说，都没赢。
后金巩固了对哈剌慎部的控制力，沈阳成功渡过可怕的涝灾，但战场上丢下许多尸体，最终劫掠的人口财货又都在追击中还了回去，无功而返，老家还被沈世魁捣了一下，战果不大，吓了一跳。
大明成功以微小的代价守住宣云，此次战役比以往都来得更加顺利，但宣府的中权营损失过半，同时被劫掠的人口和财货仅仅追回一部分，大股都被杨麒抢了，还要面临今后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土默特从后金的威胁下解放出来，但也谈不上独立——事实上土默特自打俺达通贡开始，就不能说是完全独立的势力了，只能说对俄木布来说不算亏。
元帅府当然也不算胜利者，尽管这支孤军成功扎根漠南，但这很难说是把元帅府的影响力扩散到这边，毕竟是飞地，何况还要面临十万漠北蒙古军队的安置问题。
说起来，只有漠北蒙古算赚的比较多的，没死多少人，北边老家的自然灾害也躲过去了，还跟元帅府达成了在漠南驻牧的协议，但明廷不给他们开市场，诏书里的赏额也不给足数，导致边境冲突不断。
说实话，后金寇边的事情过去，崇祯倒是真没打算食言，四十九万两的市赏他是确实打算给足了的。
问题这个市赏，不是直接给钱，而是指互通有无的贸易额。
现在是两边都想要粮食，明廷在控制下的陕西部分地区，以市赏的名义摊派征收、采购挂面，运到延绥、宁夏二镇就被洪承畴扣了：兵都吃不饱，还拿到外边卖？换绸缎铁锅卖给他们。
来自漠北的贵族逛着月市，看着用马标价的上好潞绸大眼瞪小眼：我都快饿死了，你就卖我这个，让我拿铁锅煮丝绸吃？
两边的士兵恨不得互相吃。
不过很快口市上的潞绸也没有了，因为山西岢岚州的兴县闹了瘟疫，洪承畴不知道这是什么病，但他听说不是过去常见的天花，而是一种来得有急又快、颈部肿起的剧烈瘟疫，一死就死一家子，兴县的百姓四下逃散，整个城池几乎成为空城。
洪承畴的反应异常迅速，听闻消息的第一时间就要求整个陕西黄河沿岸，府谷、葭州、吴堡、延水关、韩城封锁跟山西的往来——他可是听河湟大战退回来的军兵说了，刘承宗是瘟元帅，能率领大军在瘟疫中进退自如。
洪承畴没那么蠢，不至于相信这种瘟神下凡之类的鬼话，他只是知道刘承宗对付瘟疫很有一套，如果瘟疫在陕西蔓延起来，元帅军再趁机东征，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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