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梅殷的三万军队受到重创，当阵亡不到三千人的时候，官军已然是失去了打下去的勇气，扔下兵器旗帜转身就跑。
溃败之势一旦形成，几乎再无人可以扭转，梅殷神色绝望目光呆滞，被手下牵着战马随着人流而去。
徐灏松了口气，补给线的延长是致命的，现在的弹药储存量已经不足以支撑一场大战，尤其是笨重火炮对补给的依赖太大，因此来时携带了相对轻便的五十门，其余都由水师运回了北平。
而官兵的战力也有些出乎预料，短短二十来年的承平岁月，普通卫所的军户几乎和平民百姓无异了。与其显著对比的则是明朝水师，大概行舟必须依靠团队齐心合力，常年航行等同于时时刻刻都在训练，尤其是航行于海洋上的水师，随时面临不测风险一丝一毫都不敢怠慢，哪怕是由无能将领统率，貌似纵观明朝直到灭亡那一天，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大明水师近乎未尝一败。
徐灏记得不管是葡萄牙人、荷兰人、倭人都在海战上大败给了大明水师，可惜朝廷根深蒂固的陆地思维，没有重视和理解海洋的重要性，要知道眼下朝廷拥有着一支三千五百艘由各式战船组成的庞大水师，这是郑和之所以顺利下西洋的基础，是站在先帝的苦心经营之上。
当然大多数战舰都是海船，明朝每年都要派出上千艘战舰在南北海域内巡逻，即春巡和夏巡，针对来自倭寇的海上威胁，追逐倭船甚至都打到了朝鲜和琉球海域，但因先帝把倭国列为了不征之国，常年实行的是进攻性的防御战略。
徐灏瞅了眼神色兴奋的朱高炽，心说似乎这家伙和他儿子就是明朝水师由盛转衰的罪魁祸首，当然那时期有很复杂的原因，不能一味埋怨能称之为明君的仁宗父子。
但大多数官员确实是不了解水师的重要性，以朱棣的燕王府和建文朝廷为例，双方从始至终把水师当成战场上的附属，主要负责运输兵员和粮草，水兵成了运输工人。
如今沿海各地的水师，士兵五成以上被派去种地，三成派去造船，往往各地官员征调水师官兵修筑城防要塞或其他不相干的任务，这还是明初初年，越往后此种现象就越普遍。
梅殷的失利使得朱棣没了后顾之忧，燕军每天来往于江上适应水战，沿江南北郡县眼见燕军军容壮盛，纷纷派人秘密投降。
朝中君臣为此忧心如焚，建文帝被迫下达罪己诏，派遣御史大夫练子宁、右侍中黄观、翰林修撰王叔英、刑部侍郎金有声、国子监祭酒张显宗等四处征兵，号召天下勤王。
被放逐的齐泰和黄子澄被召还共同商议防守大计，可惜声望大跌无法服众，文武官员一致认为他二人乃是连连失利的罪魁祸首，朝会是毫不客气的大肆斥责。倒是方孝孺由此脱颖而出，成为事实上的宰相，被朱允炆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苏州知府姚善、宁波知府王琎、徽州知府陈彦回、松江同知周继瑜、乐平知县张彦方、前永清典史周缙等先后起兵入卫。
建文帝下旨命姚善兼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五府之兵。
这时方孝孺向建文帝献策说：“事急矣，宜以计缓之，可遣人许以割地，稽延数日，东南募兵当至，北兵不习舟楫，我借长江天堑，与之决战于江上，胜负未可知也？”
建文帝遂请得皇太后之命，说服庆城郡主前往燕军议和。
庆城群主乃朱元璋从兄蒙城王朱重的第四女，辈分上是朱棣的堂姐，身为女流却参预到国事里，可想而知此时双方的消极态度。
朝中上下都期盼郡主此行能够稍缓燕军，问题是朱棣是何等人？不晓得抓住时机那他枉自带兵这么多年，打了这么多胜仗。
六月初一日，后世的儿童节，朱棣命都指挥吴庸集合船只于瓜州，命内官和都指挥华聚率兵进至浦子口。
浦子口与京城隔江相对，华聚率船队进行试探，遭到官军激烈抵抗，大败而归。
不知何故，朱棣不想调和徐灏同穿一条裤子的沐皙率领舰队前来助战，也不想把徐灏和长子调到前线，倒是看到带领五千朵**兵赶来的朱高煦，顿时忧虑一扫而空。
朱棣一手仗剑，一手抚着儿子的后背，说道：“勉之！世子多疾。”
朱高煦大喜，连日来就为了和兄长一争短长，不惜千里迢迢返回北平，召集新一批的蒙古骑士前来，再次许诺一等事成之后，大宁府就归属朵颜人。
与此同时，朝廷感到大战在即，恐何福独力难支，派遣都督佥事陈瑄前往援助，谁知陈瑄直接跑去投降了燕军。
何福身边的监军是兵部侍郎陈植，亲临江上慷慨誓师，鼓励将士们拼死战斗，但军中有都督金甲却倡言燕兵不可抗，不如学陈瑄一起投降得了。
陈植大怒，当场严厉斥责金甲不知顺逆，不懂君臣大义，金甲恼羞成怒，上前一剑砍死了陈植，然后率所部船队官兵投奔燕王去了。
如此临战之际，多位大将纷纷叛变，使得官军士气大为低落。朝廷暗中于朱棣勾结的大臣宦官不断派人前来告知虚实，得知江南防守已从内部垮了下来，朱棣马上下令全军强渡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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