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孩子具是分帮分派的，像如我和大伟就是一派的。还有张超、长平、张伟、徐彬等几个。具是常在大伟家门前梧桐树下纳凉的。往北边点隔着五六排远的孩子就又分成了另一派了。南边隔着五六排房远亦是一派。很少会和他派孩子凑到一起玩耍的。特立独行的就只有王庆佳了，他本应是和我们分在一派的。想是因为我和大伟无故骂过他，且和他发生过别的矛盾，才让他疏远我们的吧。然这终归是我的不是。就只能报之遗憾了。
那时和大伟我俩发生矛盾最多的要数北边与我同班的赵勇了。前面说过的，大伟和我并不同班，他在一班，我在二班。我又是极瘦的，平日里学校内外是没少和赵勇打架的，虽说小孩子打架不过是摔上两跤，采掉几根头发。终也是有输赢的。我那时每每总是打不赢赵勇的，他跑的又极快。于是吃亏的就永远是我了。起初被打了还会和家里说，后来就没有说了。父亲总会说我是“窝里横”。气急了就是“打不过就不要回家了”。诸如此类种种种种。然这并未能让我在和赵勇的打斗中获胜，最多就是互相采到头发不放手，然后被人拉开而平局结束。不过也有几次我们三四个去追打赵勇。追了四五次，却就只第一次有把他堵在了胡同。后来就再没得手过了。他改为抓我或是大伟落单的时候给两下就跑。他又跑的着实太快，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五年级开学，这个暑假我的体重增加了好多，不但不再是“排骨队”成员，甚至有些白胖了。加之两个暑期的晨练跑步，身体也强健了许多。开学再见到赵勇，他终是不再敢与我对视了，走路也有些恍惚躲闪了。我只是抓住他的胳膊，并没怎么用力就把他按到了墙上。自此，他再没敢和我打架了。我亦没有在之后对他如何如何。小孩子的仇恨就是如此。无缘无故就生出来了，又不知怎么就消泯了。后来我们还成了朋友，我亦有去他家玩耍。就如王庆佳后来亦和我成为朋友一样。
小学六年，着实不短。到头来让我印象深刻且要好的，就只有三五个。如今还有联系的就只大乔一个了。
六年里，让我最不舍的除了转学走的蒋伟，就是亦转学走的、上课坐我前排的王玉晨了。她和李宾一样是有学画画的。美术老师最喜欢的就是我们三个了。我们的友谊的建立竟是开始于一块橡皮和一只三角板。过程也有老套到寻常不过，她多次借予我橡皮，我则多次借予其三角板。直到后来借的彼此都觉得好笑了，这友谊才算是缔结了。
还能清楚记得，当时的值日分工是按竖排来的。王玉晨坐我前面，我们自然就分到同一组了。她是很受老师欢迎的，是组长。我是组员，平时总是半玩笑地喊她组长。她则是从勉为其难的答应，到后来习以为常的接受。这个组长可是不好当的，每到做卫生都要最早的来，最后的走。长久下来我们就成了要好的朋友。平日里一声组长，自是不白喊的，有啥需要帮忙的，喊一声组长，王玉晨都会义不容辞的来帮忙。
王玉晨是圆脸短发的。眼睛大且善良、乐于助人的。她是有点咬舌的，“二”和“哥”两个字是不会发音的。会把“二”说成是“爱”，把“哥哥”说成是“蜇蜇”。顽皮的我当然是有学其说话的，这时她多只是歪头瞪上一眼，仅此而已。后来她转学走了，除了微笑，我还能记起的表情就是:我学舌，她瞪我时的娇嗔模样了。这时一副画面就会越入我的脑海——冬日早晨的教室里，只有我和王玉晨来的最早，她拿着笤帚在低头打扫卫生，我则提着水桶在后面洒水。我喊一声“蜇蜇”，她娇嗔的回头瞪我。虽没说话缺能听懂是让我安心值日。
随着转学、离开我们就再没相见过了。临了，我有送了那只三角板给她，那块橡皮则是早已用完了。同样愿她安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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