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相当一部分高级军官的经历都很复杂,62师师长陶广也是这样。
陶广是湖南醴陵人,18岁时曾到瓷器行学习在瓷器上绘画,如果不是在20世纪初那个风云年代,以陶广的悟性很可能成为一代匠师。时代风云还是把陶广卷进了变革的潮流中。他先后去北京宪兵学校和南京江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曾到护国将军蔡锷麾下任参谋,北伐时期就是团长,在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战役中率部奋勇拼杀,立下赫赫战功,先后升任旅长、师长。当年也曾是一名革命军中马前卒,可惜后来随何健参与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几乎是无役不与,成了剿共急先锋。特别是陶广一直指挥对红六军团的追剿,在红军战士心目中,那是标标准准的穷凶极恶的白狗子头目了。
历史上,陶广因追剿红军有功,于1935年升任28军中将军长。抗战爆发后,陶广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在金山卫与日军登陆部队展开殊死搏斗,后升任集团军副司令,在浙西杭嘉湖地区开展游击战,与新四军配合良好,因不愿参与皖南事变受蒋猜忌,部队多被调走。抗战胜利后退役,隐居杭州。解放前夕因参与李济深组织的反蒋活动被捕,经程潜营救出狱,解放后曾随宋时轮将军到上海拜见陈毅司令员,1951年去世。
但是,这一切都可能由于刘一民的到来而发生改变。
此时的陶广心里是百味杂陈。
今天一大早,陶广就接到了刘建绪司令长官要求62师和16师向通道地区截击红匪的命令。
和16师章亮基那个新提拔的师长一味抢功的心思相比,陶广的想法要更复杂一点。他是湘军宿将,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既消灭红军又维护湘军小集团利益。陶广认为只要堵住红军,不让其向北与贺龙部汇合就可以了,至于红军去贵州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那是蒋委员长和中央军考虑的事情,湘军的任务应该是迅速剿灭湘西贺龙、肖克部红匪。这个想法陶广早在蒋委员长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时就直言不讳地说了,何健也深有同感。可是,在彻底消灭红军、建不世功业的利益驱动下,湘军高层还是形成了先剿灭朱毛红军,再回师剿灭湘西贺龙部的共识,何健专门召开了就任剿匪总司令的誓师大会,湘军将领们喜气洋洋、摩拳擦掌,一手发动宣传,愚弄百姓;一手挥动主力倾巢而出,杀奔湘江而去。结果湘江一战,湘军十万人马冲杀在第一线,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但还是让红军杀出了重围。
虽然红军现在已经是疲兵弱旅,但陶广没有章亮基和湘16师那么骄狂。因此,接到命令后,他将部队分成两部分,王育英旅作前卫,钟光仁旅居后策应。一旦前卫遭遇红军主力,钟旅可以迅速接应;同样,钟旅遭遇红军主力,王旅可以回师相救。没有想到,他自以为得计的部署,给了刘一民可乘之机。
刚才胡老虎开始阻击62师骑兵连的时候,陶广并没有在意,听枪声也就是四、五十号人,而且只有一挺轻机枪,和红军多年作战的经验告诉他,这一定是红军主力的后卫滞敌部队。这些人已被彻底赤化,悍不畏死,以区区几十个人就敢对62师发起攻击,简直是找死。
看到钟光仁到前面指挥去了,陶广就彻底放心了。别的**部队战斗力怎么样,陶广不想说,但是自己的62师的战斗力,陶广心里是有数的。他相信自己的部队,相信爱将钟光仁的能力。
很快情况就不对了,在行军队伍后端的陶广先是看到自己的迫击炮阵地被摧毁,接着就听到了正面山头上激烈的机枪声,然后就是钟光仁下令撤退的号声。陶广马上意识到麻烦了,自己可能遭遇红军主力了。
陶广马上命令电台开机,向第一兵团刘建绪司令长官报告遭遇红军主力,请求增援;命令王育英旅立即回师救援。想想还不放心,又命令电台与16师联系,要求他们立即向自己靠拢,夹击红军。
战后,**中很多人责难陶广的这个命令,认为是他这个命令,导致王育英旅和63师主力被歼。也有一些激进报刊的记者们不这么认为,其中有个笔名三问的记者就写到:陶广作为指挥官,在遭遇敌军主力时向更高一级指挥官报告敌情、请求增援是天经地义的事,命令自己的前卫旅回援也符合逻辑。问题不在陶广下这个命令正确与否,关键是谁也不能违背杀人者恒被杀的铁律,湘军既然有把红军赶进湘江喂鱼的勇气,就应该有伸头挨刀的自觉,所谓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就在陶广发电求援的时候,钟光仁旅向正面山头和公路东侧山头攻击的两个团已经垮了。从山坡上逃下来的士兵们拥上了公路,乱哄哄的,完全失去了建制。
奉命组织部队进行阻击的敌前卫团长急的跳脚大骂:“王八盖子滴,慌什么慌,没打过仗么?爬下射击,爬下射击,都他妈的爬下给老子射击。”
敌团长话刚说完,红军的迫击炮弹就落到了公路上湘军士兵的头上,那么密集的人群,一发炮弹落下去,就有四、五具残肢碎体凌空飞起;几十颗炮弹一起落下去,带起的就是漫天血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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