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梁太宗改史”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
这其实也是记载于史料中的。
在旧梁书中记载，梁太宗当时想找褚遂良看起居注，对这个始终跟在自己屁股后边记录自己言行的史官具体写了什么十分好奇。而褚遂良拒绝了，并说之前从没有帝王看自己的起居注。
然后梁太宗就问，朕要是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卿也都会记录吗？
褚遂良说，那当然了，职责所在，陛下做了什么我都会记。
然后又有黄门侍郎说，即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下来。
而梁太宗对此，“以为然”。
不过，梁太宗对这件事情显然念念不忘，后来他又找到朱子奢想看起居注，又被拒绝了。
但多年之后，梁太宗还是如愿看到了记载自己的史料。
《资治通鉴》中记载，房玄龄将《高祖、太宗实录》呈给梁太宗阅览。而梁太宗看到实录中对于六月四日的事情，也就是玄武门之变的记载，“语多微隐”，于是就对房玄龄说，史官不必讳言，让他们“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而同样在《旧梁书》中记载，许敬宗执掌国史之后，“记事阿曲”，后面列举了很多的例子证明他以自己的爱憎对史料进行删改和扭曲。可见，《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确实被许敬宗严重篡改过。
所以，“梁太宗改史”这个说法，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与玄武门之变这个讨论度极高的话题，一起流传了下来，成为网上津津乐道的热点。
而李鸿运此时就陷入了这种迷茫中。
如果《高祖、太宗实录》不可信，那么以此为基础成书的新旧梁书自然也不可信，那以新旧梁书作为基础的《资治通鉴》自然也不可信……
那不是完全没有任何可能复现真相了吗？
楚歌沉默片刻，说道：“纠正你的几个看法。
“首先，梁太宗并不是看起居注的第一人。史料上记载，他只是问了褚遂良起居注的事情，但并没记载他看了。房玄龄给他看的是实录。实录跟起居注并不是一回事。
“看实录的皇帝多得是，而看起居注的皇帝也早就有过，比如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就有皇帝观看起居注并烧毁记载，要不是当时史官已经死了，估计也要一并被处置。
“其次，史官中本身就存在春秋笔法、为尊者讳的现象，别说是梁朝，就算是更久远的燕、楚，也有大量春秋笔法的记载。比如，楚朝后期就有历史记载，一年之内三个合法继承人接连病死，然后新皇登基……你信吗？
“至于这具体是皇帝的要求还是史官个人的求生欲，这就不好说了。
“至于许敬宗，他确实改了史料，但他改史那是梁高宗在位时的事情了，而且当时的史官对此多有不齿，后来基本都改回来了。被他篡改的史料中，还有很多是抹黑梁太宗君臣的。
“当然，这些也并不能完全证明梁太宗没有改史。从史料记载上来看，梁太宗确实看了高祖、太宗的实录，而且也确实希望臣下改写。但是，要因此说现存的史料就不可信，那显然是太过武断了。
“事实上，整个梁朝的史学界都特别想找到梁太宗改史的实锤，一直孜孜不倦。而且，一有相关的人物墓志出来就特别激动。
“但直到现在，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研究，书都快翻烂了，墓也开了一座又一座，但仍旧没有找到真正有说服力的证据。关于梁太宗改史的事情，仍然都只是推测。
“而且，即便是从史料中出发，也能找到许多‘现存史料仍旧可信’的证据。”
李鸿运想了想：“但是，没找到证据也不代表就不存在吧？”
楚歌点头：“当然，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要大规模地改史，基本上等同于全面消灭当时人们的记忆，这不是皇帝一句话就能做到的事情。
“因为除了官方修的史书以外，还会有大量民间记载的野史，又或者当时的人死后会有墓志，或者各种各样的其他记载等等。
“当时的皇帝即便改了官方修的史书，民间记录的史料或者墓志是不可能全都改掉的。就像黄门侍郎说的，即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录。
“我们目前看到的史料虽然有限，但越往前的古人看到的史料就越多。比如文君实在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就能看到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史料，而他依旧在《资治通鉴》中大体采纳了新旧梁书的记载。
“历史上其实改史事件很多，比如楚朝、北魏、盛朝等等，都有很多的改史记录，而且基本上都因为一些文物的出土或者最新的研究而实锤了，很难翻案。
“唯独近代规模最浩大、声讨最凶的梁太宗改史事件，至今都找不到实锤的铁证，这其实可以从侧面说明一些问题。
“而且，想要大规模地改史，有一点是必要条件。而梁朝并不具备。”
李鸿运问道：“什么？”
楚歌微微一笑：“文字狱，而且是大规模的、自上而下席卷全国的文字狱。
“因为你想改史，不是只改国史就可以了，民间还有大量史料记载。这些民间的史料虽然是野史，但他们也会搜集很多相应的资料，而且写野史的人也有不少是德高望重、有名气有分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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