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师仔细地端详着费渡，有那么一瞬间，她发现这个年轻男人脸上闪过一个混杂着无言以对的恼火表情，让他看起来超乎寻常的年轻鲜活，这让她几乎有些惊奇起来。
费渡是前几年经人介绍到白老师这里来的，上一个咨询师是她一个专攻青少年问题的师弟，在此之前还换了多少个咨询师，那就不可考了，大概费渡自己都未必记得清，听起来，他简直就是个棘手的“刺头”。
把病人介绍到她这里，师弟当然要和她提前沟通，白老师首先要清楚的，就是这孩子做咨询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又是因为什么让整个过程继续不了。
“我其实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师弟说，“他挺配合的，你想让他说什么，他就跟你聊什么，我试着跟他谈过童年缺少关怀的问题，他母亲的意外离世等等，每一件事他都不回避，态度非常诚恳，甚至有时候你接不上话了，他还会非常体贴的给你带一下话题。白姐，你明白了吧？”
白老师立刻听出了师弟的言外之意——病人不配合。
白老师从业十多年来，见过各式各样不配合的客人，有做量表时候就开始胡编乱造的；有被家里人逼来，坚持认为自己没问题的；还有自认为很懂，反过来调戏咨询师的。这就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
咨询师并非万能，总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出于种种原因，到最后也无法和咨询师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整个咨询最后就是失败无效的，这些病人或是被介绍给别人，或是慢慢地放弃了心理咨询，不再来了。
费渡，毫无疑问，是特例中的特例。
他是属于从量表开始就胡编的那一类，而且编得十分无懈可击，谈话过程中也比较健谈，很少回避，乍一看，甚至让人觉得他有种“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开朗。在年纪更小一些的时候，他也非常善于自控，碰到很敏感的话题，他也不会表现出对咨询师的防御性和攻击性，情感反馈始终比较正面。
唯一的问题就是太正面了。
再健康再强大的人，遇到切肤之痛，也不可能始终保持内心的理智淡定——毕竟伟大的AI只要充电就行，是不需要心理咨询的。
白老师用了无数种方法，也没能建立起医患之间有效的沟通渠道，只好开诚布公地向他承认：“我的专业水平就在这了，可能没法帮你，如果你仍然认为自己需要帮助，我试试帮你介绍更好的咨询师。”
没想到费渡居然拒绝了，并且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无效治疗后，“人傻钱多”地把咨询费用翻了两倍，买下了白老师每周三晚上最后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每次走他还会很甜地附赠一句“您这里让我很舒服，对我帮助很大”——要不是白老师自觉年纪能当他妈，说不定都得自作多情地怀疑这个小花花公子是为了泡她来的。
日常生活里没那么多事好聊，费渡就会从她这里借走一些书，一周之后过来还，然后就他借阅的书和白老师聊上一通，他好像不是来做咨询的，而是在她这里念研究生，慢慢的，她发现虽然收效甚微，但这种方式有时候能让他表露一点真实的想法，虽然一旦被追问到自己头上，他又会很狡猾地绕开。
他像是个住在封闭城堡里的人，四周都是铜墙铁壁，只留了一扇透明的窗户，从后面默默地窥探外面的人，必须非常不动声色，才能让他小心翼翼地把窗户推开一条缝。
白老师小心翼翼地打量着费渡，问他：“朋友？”
“恩将仇报的恶作剧。”费渡轻轻磨了磨牙，把手机塞回衣兜里，“那我先走了，下周再来打扰您。”
白老师按照惯例把他送到门口。
费渡一手扶在门上，一手虚虚地朝后一推，示意她留步，忽然想起了什么，又说：“对了，白老师，下周我大概会是最后一次来了，我觉得提前跟您打声招呼比较好，方便您到时候能把时间留给别人。”
白老师一愣，下意识地问：“你觉得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吗？以后不需要再来了吗？”
费渡点点头：“嗯，最近觉得慢慢能从原地走出来了，也在尝试新的生活方式，非常感谢您这么多年的帮助。”
白老师苦笑：“可是我都还不知道你的‘原地’指的是什么。”
“我知道就够了，”费渡冲她一笑，“下次再聊。”
第二天早晨，燕城被人四处抱怨的全城大限号仍在继续。
当一个人又骑着叮当乱响的破自行车，一副送外卖的样子，裤脚上还粘了几根猫毛，却以这种形象跟开着豪华小轿车的情敌狭路相逢——
别人不知道，不过骆队没皮没脸惯了，心理素质相当稳定。他把自行车蹬出了航空母舰的气势，用“脚刹”把车卡在路边，冲费渡一扬下巴：“土豪，又来给交警大队的同志们送温暖了？一会我让他们给你批发一打vip罚单。”
费总不慌不忙地张口做出回击：“陪朋友妹妹来配合警方调查也得吃罚单？骆队，贵局真是‘衙门口、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啊’。”
说完，他还上下打量了一下市局的大门，把“啧，真穷”仨字明晃晃地挂在了眼角眉梢。
骆闻舟往他身后一看，见车里出来一对青年男女，女孩子一双眼圈红红的，细看起来，眉眼间和张东来有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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